我对中国早期合成石油工业的回顾

文|郭雨东

编者按  郭雨东先生是我国石油化工领域著名专家，今年已92岁高龄，现居澳大利亚。本刊曾刊登的《追忆赵宗燠——一个中国人的煤制油之梦》一文，勾起了郭雨东先生的回忆。郭雨东先生不但一直是赵宗燠先生的得力助手，而且是唯一一位在世的我国早期煤制油开发全过程的亲历者。郭雨东先生全面细致的回顾，不但是我国早期煤制油历史的宝贵资料，也是我国整个民族工业发展的宝贵资料。在此，我们向郭雨东先生致以深深的敬意！

我国合成石油工业起步于上世纪40年代初期，至50年代初期修建完成并开好工业规模的第一个工厂，前后共经历3个阶段，第一为抗战期间的重庆北碚焦油厂阶段，第二为抗战胜利后的锦州合成厂阶段，第三为解放后的锦州石油六厂阶段。每一阶段均有许多人员参加，但连续参加3个阶段的只有赵宗燠先生、程兴武先生和我。如今赵、程两先生已辞世，我感到有责任把中国合成油这3个阶段的经历贯穿起来回顾一下，以供对中国合成石油历史有兴趣的同志参考。

一、重庆北碚焦油厂阶段

我1941年由西北工学院化工系毕业，先在西北工作约1年半后，想去抗战时的陪都重庆闯闯，就经朋友介绍进入重庆北碚焦油厂（当时叫军政部汽油厂，改隶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后更名）。该厂计划用费托法从煤做合成石油，1941年开始筹建，厂址选在北碚区澄江镇靠近宝源煤矿处。我1943年春进厂时厂区还刚开山平地，设计将近尾声。后来开工建了低温干馏车间、焦油裂解车间、动力车间和酒精车间（买白酒蒸酒精维持全厂工资开销），同时还建了一个大的研究室。

该厂厂长为赵宗燠，总工为李恩业，低温车间主任为程兴武，3人都是留德化工博士。研究室主任许巍文和动力车间主任邓锡浚也是留德归来的。据说他们在德时，看到德国因缺石油而大力发展人造石油，就组织起一个燃料读书会，注意学习，有志回国也发展人造石油工业。抗战开始后，他们陆续回国。赵宗燠找到关系，说服军政部交通司投资建厂搞合成油。我进厂后分到低温干馏车间，但对合成石油技术很有兴趣，所以抽时间也常去研究室参观学习。据我了解，当时他们分别进行了含铁、钴、镍3种催化剂的研究。全厂当时约有技术人员百余人，不乏名校毕业生，可谓人才济济。1944年，英国驻华大使馆科技参赞尼德海姆（后改译名为李约瑟，是有名的研究中国科技史专家）到厂参观，看到我们生活条件艰苦，而全厂人的干劲十足，车间平地建起，研究也有成就，深为赞叹。他就向英政府申请到10个名额，邀请我们厂派人去英国燃料工厂考察实习。厂方当时定下去考察的为赵、李、程、许4人，实习的为杨国柱、高世英、王同辰、温畅、李道炳和我。后来因二战正烈，德国V2飞弹经常袭英，而且当时国内抗战形势不利，国民政府限制军事系统人员出国，最终我们均未能成行。抗战胜利后因厂已改隶,时过境迁,出国之事就不了了之。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我们厂改隶资源委员会。9月，赵宗燠奉命启程去接收锦州合成厂。第一批接收人员程兴武、许巍文、杨国柱、彭秀纲、孔庆德、高世英、王同辰、高啟照、李道炳等9人则于11月份动身。我奉命与总工李恩业留下办理移交，将此厂交给资委会的重庆动力油料厂。前来接收的是钱鸿业先生。1946年3月，我带第二批人员邓志杰、舒其茂、谢啟元、雷明镗、唐泰渊、张仲伟、张泽义、李毅忱、罗粤汉等9人去锦州，其余人员均发资遣散。北碚焦油厂原想续建造气车间和合成车间，但因经费困难未能实现。回想起来，虽然北碚焦油厂除研究室试制出若干公升的合成油外一直未能生产出工业规模的合成油，但这个厂在催化剂研究方面做出了成果，对我国以后的合成油工业发展有所贡献。

二、抗战胜利后的锦州合成厂阶段

我带第二批人员沿途经历许多艰难，至1946年6月才到达锦州合成厂。锦州合成厂是日本三井公司投资建设的，设计规模为3万吨/年合成油，在当时的合成油行业中尚不算小，全部技术为德国专利，设备也部分来自德国，少量关键仪表甚至是用潜艇运来的。主要设备包括96座水煤气炉，是德国迪迪尔公司专利，可直接做成符合费托法合成要求的氢与一氧化碳比例为2:1的煤气，不像普通水煤气做成后还要变比。另有可脱硫化氢塔4座和脱二硫化碳塔2座及加热煤气的设备，有56座合成炉及配套的废热锅炉（实际上只建成30座套），合成气冷却塔2个及配套油水分离器，吸附脱油器8个（可由定时自动切换器操作）。此外还有催化剂还原设备，制氢、制氮、制氧设备等。

我到厂时，全厂由赵宗燠和另一接收委员秦秉常负责，程兴武管煤气车间，许巍文管合成车间，其他人分别至各部门接管学习。我到厂后分去合成车间协助许巍文工作，主要任务是摸清设备情况，了解操作过程。但此厂没有设计文件，也无操作规程，全靠日本人口头介绍。当时全厂尚留有日本技术人员约十八、九人，合成车间有五、六人。我每天就约日本人各处走看，边问边记，最后又让他们用英文写些说明。这些人态度尚好，介绍详细认真，其中原车间主任村松太郎和东京帝大毕业的村濑久次和我较为熟悉，帮助也较大。

我们在了解情况的同时也开始修复一些设备。但此厂复工的最大困难是没有催化剂。因日本人把此厂看作殖民地工厂，所以催化剂制造车间放在了日本。当时赵宗燠先生向国民政府提出要求去日本把该车间拆回来，可当时的国民政府一心在抢夺地盘和财富，根本无意办工业，后来政府又放弃索赔，去日本拆车间的事就更没可能了。

1946年，锦州合成厂划归国民政府刚成立的中国石油公司。公司主持人大多为玉门油矿出来的。这些人对合成油很少了解，也没有兴趣。1946年末，公司派副经理金开英（后去台湾任台湾石油公司总经理），工程师翁心源（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翁文灏之子）和工程师张芳骞来厂。我们向他们说明了情况，也提出了建议，但未起作用。他们回去后不久就通知此厂划归锦西的东北炼油厂管辖并停修保留，只有研究工作可以继续。赵宗燠为此愤而离开，去了沈阳化工厂，带走孔庆德、高世英、王同辰、高啟照、邓志杰等人。秦秉常被任命为东北炼油厂厂长，带去程兴武、杨国柱、彭秀纲、张仲伟和我等。只有许巍文和李道柄留在锦州合成厂继续做研究工作。

东北炼油厂是日本海军的一个工厂，包括炼天然石油和煤低温干馏，植物油高压加氢等，内容繁多。我参加了该厂炼油部分（原油拔头，热裂化，成品油酸碱处理）的修复工作，准备炼制伊朗油。但不久秦秉常去南京汇报工作，归途飞机在青岛出事丧生，伊朗油又久未运到，生产无法开展。后来我也去了沈阳化工厂，一直到1949年才又回归合成油行业。

日本人在战败前曾在锦州合成厂短期试运，也出过百把吨油，但不久就把迪迪尔炉烧坏一半，倒是取得一些失败的教训。我们在锦州合成厂前后大约1年，了解到一个工业规模合成油厂的一整套生产运作，保存了设备，总结了日本人的一些经验和教训，对以后工作颇有帮助。

三、解放后的锦州石油六厂阶段

1947年末，赵宗燠由沈阳化工厂调至天津化学公司任经理。该公司下辖汉沽化工厂、天津骨肥厂、葫芦岛硫酸厂等。包括我在内，在东北工作的原重庆北碚焦油厂来的技术人员大部分后来都跟着转来。程兴武被任命为汉沽化工厂厂长，我任该厂技术室主任兼第一分厂主任，为程的主要助手。1948年末，汉沽被解放军解放，程和我等因组织职工护厂有功，均留任原职。1949年1月天津解放，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派李新、杨洁两同志到津，邀请赵宗燠及曾在锦州合成厂工作过的技术人员回锦州合成厂参加该厂的修复重建。赵当即同意，并很快动身。程和我将汉沽厂工作交待后也赶去，并从汉沽带去3位年轻的技术人员武桓、李树楷和田崇恕。其他曾在锦州工作过的同志因种种原因未去，颇为可惜。

我们回到锦州合成厂时，该厂已由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化工局领导，改名为东北石油六厂。厂领导为总支书记夏云昌，厂长黄伟，副厂长杨洁。赵宗燠被任命为总工程师，程兴武为煤气车间主任，我为合成车间主任，都是重要的岗位。我们到厂后立即协助厂领导抓几件工作：

1、召集人才。先把锦州第一次解放时解放军带走的日本基建厂长神野和德国筑炉技师哥伦伯找回，又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等地招聘技术人员，颇见成效。到了暑期，化工局又分配一批应届大学毕业生进厂，更增力量。此外也有自动请缨来厂的，如已在湖南大学任教的留美硕士黎煜明先生就积极要求来厂。以前，日本人把此厂作为殖民地工厂看待，正式操作工都从日本派来，厂里原有的老工人大多是干体力活儿的普工。因此，我们在辽宁各处招考了百余名中学毕业生，由技术人员编写讲义培训为操作工主力。此后，厂内技术人员和操作工人的关系非常融洽，因为既是同事，也是师生。

2、积极筹备自做催化剂。日本人留在合成炉内的催化剂原来就没装足（只有十几炉钴剂和两三炉镍剂），又因战败后停工无氮，未保护好，基本已是废品。去日索赔无望，上级领导就下大决心自做催化剂。首先要找原料。主料是硝酸钴，需要进口。黄厂长和我跑遍京津，也未找到进口渠道。后东北工业部派我到香港向国外采购。我从1950年3月到7月，在港商战数月，因正值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对我国禁运，欧洲各国产能不足，多方奋斗，共买到200多吨硝酸钴，同时也买到一些控制仪表，都及时运回了厂。另一重要辅料是硝酸钍，因是放射性物资，更难进口。所幸当年在重庆北碚焦油厂时，为做研究，曾进口一批，一直保存完好。于是，夏云昌带着技术人员霍来健赶到重庆联系运来。此外又派人在东北各地寻找合用的催化剂载体硅藻土。材料齐备后开始试制。配方在重庆厂时早已研究成功，试制过程虽也经过种种小波折但都能顺利通过。但最后成型却遇到困难，大量生产不能用人工搓条法。后来群策群力，终于用抹板法解决了问题。生产了一批装入已有空合成炉，为试运准备好了条件。顺便说起，其他开工用料也经多方努力才解决，如脱硫剂原料黄土（氧化铁）是派欧风工程师去朝鲜寻找采购的。吸附剂活性炭是我去抚顺与石油四厂详细洽谈订购的。而修煤气炉的各种耐火砖和保温砖，更是品种繁多，要求严格，都是找了许多工厂才订购妥当的。

3、开始修复工作。日本投降后，锦州两次被解放。所幸的是，全厂设备均未遭到破坏。苏军短期占领时，曾要拆走一些设备，但工人不予合作，进度迟缓，有些甚至白天拆，夜间又装上。苏军只呆了几天，终未拆成就走了。修复工作主要是煤气炉部分，其他各车间大多是清洗检查等等。

4、制订操作规程。我们根据日本人介绍的情况和书写的资料，编制操作规程，经厂和化工局两级审批，最后铅印出版,让全体职工学习。

1950年，化工局派甄树森来任厂长，黄伟改任副厂长。各生产车间负责人也均配齐：煤气车间正主任程兴武，副主任林裕材（以下均按正副顺序），合成车间郭雨东、汪济，新钴剂车间黎煜明、任道源，还原车间王维钧、梁善德，精油车间强永祯。到1950年年中，全厂技术人员已达百余人，都在各岗位积极准备试运前期工作。

1950年秋，各车间陆续开始设备试运，如泵用水试运，风机用空气试运，设备打开检查等。中央燃料工业部曾派专家组到厂检查开工准备情况，提出很多担心的问题，经我们解说后得到燃料部批准可以开工试运。当年9月10日，煤气车间燃料煤气炉点火。10月6日，原料煤气（迪迪尔炉）点火，生产煤气陆续送入2万立方米大气柜。中间曾发生原料炉炉面着火，炉内挂焦和二次燃烧未能起动等情况。1951年2月10日向合成车间送气。脱硫工段950千瓦马达驱动的大鼓风机一开即发现多级迷宫式轴封漏气（用空气试运时试不出），后采取各种紧急安全措施，维持试运至傍晚。因原料煤气初始产量小，部分煤气循环的系统又出现空气试运时未能发现的问题，原料煤气柜急剧下降，不得不按操作规程关闭风机进出口大阀空转。不料转久机内产生静电，机壳发生爆裂，牺牲1名临时进入查温的工人，实极痛心！但这短短一天试运，已发现另一问题，即原有设备能够脱除硫化氢和二硫化碳，煤气内仍有残硫，经化验为硫醇。以后才揣测出，可能是原料煤气炉炉温不够所致。风机事故后弄清原因，请示上级于2月16日开另一台备用风机重新试运。

硫醇问题经查文献，用活性炭可以脱除。我曾建议先绕道借用一级油吸附设备处理它，但甄厂长认为原有设备应可脱除，是我们未操作好，不予同意。所以这次再试运我们使含硫煤气先经装有废催化剂的老合成炉脱除，再进入装有新剂的合成炉正式反应。2月16日终于出了我国自己生产的第一桶合成油！

不久，燃料工业部苏联专家查布鲁金到厂检查工作，问及脱硫问题。我如实反映后，他认为应增建活性炭脱硫醇设备。这就成为专家建议，迅即实施，为以后长期脱硫增加了必要设施。而风机事故，经东北工业部派人来厂了解后，给我记大过一次（厂内又加记大过一次），连累甄厂长和赵总各记小过一次。直到1952年，经全车间职工的努力，奋发图强，严格操作，未再发生任何大小事故。这在一个设备众多、加工有毒易燃易爆的气体车间确属不易。1952年年末，合成车间被评为东北工业部安全模范车间，授予金质奖章及奖金，才撤消了我们几人的处分。

投产成功后，夏书记和黄副厂长及杨副厂长均被调去由化工局分设出的东北石油局。1953年3月，我被调去东北石油局设计处。5月，该处与北京石油总局设计处和玉门油矿设计处合并，成立中央石油设计局。我在1953年～1956年为东北石油六厂设计庚烷环化制甲苯车间，参加科研试验，基建施工和试运，取得成功。1956年，我又开始为该厂设计流体化铁剂合成中试车间（用中科院大连研究所技术），后因设计院分工，移交给抚顺设计院陈振树同志负责。后来听说也建设了，但产品含氧量高，腐蚀严重，限于当时条件无法利用而废弃。1966年～1967年，我又参加在该厂进行的从碳四馏分做顺丁橡胶中试大会战，并同时在现场开始设计大型车间（拟建在大庆）。后我因在文革中被冲击而撤出该工作。但该工作以后十分成功，大型车间后改建在北京燕山石化公司,顺利投产成功。东北石油六厂的中试车间也一直运转，都用天然石油的碳四做原料，也能合用。我就是因为上述各项工作未断与石油六厂有联系。据知，该厂建齐合成炉后，1954年产量已超原设计，1955年更达到5万吨，出油率约为135～140克/立方米原料气，可谓十分成功！

50年代中期，有一东德人造油代表团来，其中部分合成油团员由黎煜明工程师和我陪同到大连石油研究所和东北石油六厂参观。有位德国合成油厂厂长看过六厂后，表示六厂与他们厂相比，技术处于同一水平。

公平地说，合成油工业在我国早期工作是成功的。尤其自主生产的催化剂克服了许多困难，工业规模工厂迅速生产平稳也不容易，产品进一步做化工加工的工作都很顺利。但成本较高是一缺陷。东北石油六厂直到生产合成油的最后仍需石油部拨给少许补贴才能开支平衡。

1967年1月我离开石油六厂顺丁橡胶会战现场时，石油六厂合成油仍在生产，但当年7月就奉命停产改为炼天然油了。我听到这个消息时不无遗憾！不过该厂解放后培育了不少人才。第一批技术人员离开六厂后到别处担任重要职务的不下数十人。以合成车间为例，就有汪济任荆门炼油厂总工，李绍丹任石油管道局设计院总工，霍来健任北京石油学院教授，王喆任管道局徐州指挥部总工，吴至美任南京炼油厂副总，陈振树任中石化情报所总工，徐承恩任北京石油设计院院长（并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黎树勋任石科院研究员等。其他车间也都有许多做总工的，我不全知道，也不列举了。留在六厂未走的技术人员也都有发展。如李树楷不但做过锦州石化公司总经理，还做过辽宁省经委主任、计委副主任。王昌尧做过锦州石化公司总工，还是享受国务院津贴专家。合成车间的工人也有脱颖而出的。如钳工黄兆珍先后做过本厂及东北石油五厂的副厂长，电工王瑞庭做中石化六化建公司经理，操作工萧德祥做东北石油五厂基建处长等。我们培训的中学生也很快成长，如康儒选就在我之后做了第六届合成车间主任。

最近闻知，停顿几十年后，国内又开始合成油的研制和生产，新建了几个合成油厂，规模都是16万吨/年以上，所用为国内中科院太原所铁剂技术，出油率达到160克/立方米原料气，产品中含氧物用加氢法处理，经济效益已可立足，实属可喜可贺！我虽未能亲身前往参观祝贺，但作为中国的老一代合成油人，也不禁为中国合成油工业的再次复兴而欢欣鼓舞!

（本文图片由郭大壮先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