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赵宗燠：一个中国人的煤制油之梦

文|记者  谢湘宁

在中国，许多人都知道神华集团是国内第一个实现煤制油生产的企业，但实际上，早在70年前，中国就进行了煤制油的研制；早在60年前，中国就生产出了煤制油并达到了一定的生产能力。而中国两次鲜为人知的煤制油历史，都与一个人有关——赵宗燠。

当神华集团煤制油取得成功、中国拥有了自己的煤制油技术时，赵宗燠早已辞世。人们在为这位科学家扼腕之时，不免长吁：毕竟，事不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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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的僵持阶段。日军对中国进行全面物资封锁，中国军队所需燃料进口非常困难。当时中国第一个天然油田玉门油田刚刚开始开发，产量极低，用卡车运桶装汽油从玉门去重庆要走十几天，路途所耗汽油就要占去一半，根本无法满足战争需要。迫不得已，当时的国民政府决定学习德国技术，进行煤制油研制。

在这样的背景下，赵宗燠应国民政府军政部邀请从德国归来。

据赵宗燠的夫人王应明介绍，赵宗燠1904年11月28日生于重庆荣昌一个很开明的地主家庭。他很小的时候，就听几位从欧洲回来的长辈谈论过一件神奇的事情——德国能够煤炭里提炼出焦油来。这件神奇的事情从此就扎根在赵宗燠的脑海中。1935年，赵宗燠研究生毕业于中央大学理学院化学系并留校任教。这一年，中央大学与德国柏林工科大学开展留学生互换学习，赵宗燠争取到这个赴德留学的机会。他攻读的是石油加工和石油代用品转换工程技术专业，也叫煤化学专业。在德国，赵宗燠接触到了那个神奇事情的真正面目。

德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实践煤制油的国家。上世纪30年代，德国煤制油技术已经开始用于小型工业化装置。正因为该技术的前沿和重要，德国煤制油的核心技术对外国学生是保密的，参观时只让外国学生在厂房外走马观花。好在赵宗燠是个有心人，利用一切机会了解到了煤的气化、净化、催化、筑炉等技术原理。1939年，赵宗燠获柏林工科大学化学工程博士学位。

得知赵宗燠即将回国，国内几所大学纷纷致信邀他去当教授。就在这时，他也收到了国民党军政部的来信。信中说，由于日军封锁，中国军队所需要的汽油、煤油、柴油运不进来，军用燃料奇缺，有些汽车已靠烧木炭行驶。因此政府计划搞石油代用品加工厂，希望赵宗燠回来参加这一工作。

赵宗燠经过考虑，最终辞掉了大学的邀请，因为在中国实现那个神奇的事情也正是他的理想。赵宗燠写了一份书面报告，详细介绍了德国煤炼油工业发展情况：一个方法是费托法合成，即先将煤做成合成原料气，然后再通过催化合成做出汽油、柴油等。另一方法是煤炭直接加氢，变成汽油、柴油、高级汽油、航空煤油。他还列出未来合成油工厂的主要条件：低温干馏车间、煤焦油裂解车间、造气车间、合成车间。

军政部采纳了赵宗燠的建议，决定采用费托合成法工艺建立一个合成油生产厂，由赵宗燠任厂长。

赵宗燠立即选址。根据煤制油生产必须具有的原料、水源、交通三大条件，赵宗燠最后选定在重庆北碚宝源煤矿坑口附近。夫人王应明回忆：“那是一个山坡上……”

1941年，军政部汽油厂正式挂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赵宗燠身边聚集了一支技术队伍，这些人成为中国最早投身煤制油事业的技术人才。其中有一位叫郭雨东，西北大学毕业后经朋友介绍于1943年初进厂。这个年轻人与赵宗燠相差十几岁，日后却成为与赵宗燠合作最久、最为得力的助手和朋友。这位今年已经92岁高龄的老人回忆说：“我进厂时厂区还是一片山坡荒地。工厂的负责人是赵宗燠，总工程师是李恩业，干馏车间主任是程兴武，3人都是留德博士，另外研究室主任许巍文、动力车间主任邓锡浚也都是留德归来的。据说他们在德国时就组织了燃料读书会，有志回国发展我国的人造石油事业，赵先生是发起人之一。我分到干馏车间倒班，但我对费托法研究很感兴趣，常去他们那里参观学习。我记得当时他们正在进行钴、镍、铁3种催化剂的研究。全厂技术人员共有一二百人，可谓人才济济。”

据夫人王应明回忆，虽然当时是抗战时期，国家财政十分困难，但这个厂的投资全部由政府承担，包括科研经费和员工薪金，没有外资或私人投资。显然，当时的国民政府对煤制油寄予了希望。但在王应明的印象中，这个厂却始终在风雨飘摇之中。钱只能陆陆续续地拨，常常会断顿。赵宗燠一边要指挥土建，安排机器设备的采购和安装，一边要带领技术人员开展合成汽油的研究，但最忙的，竟是跑军政部去要钱，而且总是空手而归。

研究试验很快取得成果。赵宗燠与几位技术人员合作，先后攻克了镍、铁、钴催化剂，完成了小试并顺利出油。不久，低温干馏车间、煤焦油裂解车间和酒精车间等相继建成，赵宗燠相信，只要造气车间和合成车间再建成，中国人生产合成油的梦想就能够变成现实。

然而，就差这一步，竟然再也走不下去了。资金和物资越来越跟不上，最后工厂成了无米之炊。好容易熬到1945年抗战胜利，赵宗燠以为这回可以放开手脚建设了，他很快提出了一个合成油规模生产的计划。但国民党政府的回答却是：日军已败，抗战工业不再需要，工厂停办，人员解散。

极度失望的赵宗燠被调任他处。随着国民党政府的倒台，这个寄托着中国第一次煤制油之梦的工厂再也无人提起，许多宝贵的资料也跟着灰飞烟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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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天津解放。一天，已经调任天津化学工业总公司总经理的赵宗燠家里来了两位客人。他们是共产党派来的东北工业部的干部。他们说，东北已完全解放，全国的解放也指日可待，共产党决心重建东北工业，特恭请赵宗燠先生赴东北参加工业恢复建设，特别是锦州合成油厂的重建。

本已心灰意冷的赵宗燠顿时喜出望外。他意识到，这又是一次煤制油的机遇。他立即表示，不仅他要去，还要带上几位当年一起搞煤制油的工程技术人员一同去。当年春天，赵宗燠携夫人和年幼的女儿，并邀集程兴武、郭雨东等一批技术人员一起举家出关北上。到沈阳后，赵宗燠被任命为东北工业局总工程师兼锦州合成油厂总工程师。

锦州合成油厂（现为锦州石化公司的一部分）是东北解放时改的名字，原来叫满洲合成燃料株式会社，是日本为扩大侵华战争物资供应，由三井财团投资建设的一座煤制油工厂。就在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当天，这个日资企业正式开始筹备。资料显示，该厂以煤为原料，设计规模年产石油3万吨，技术全部是德国专利，设备也有部分来自德国，主要设备包括96座煤气炉，可一次做成符合费托法合成要求的煤气，另有可脱煤气中硫化氢及二硫化碳的设备，56座合成炉（实际只完成30个），2座合成气冷却洗油塔，8个合成气吸附脱油器，还有制氢、制氧及还原催化剂等设备。1943年，就在赵宗燠在重庆为煤制油生产找资金时，满洲合成燃料株式会社首次试车成功，生产出轻质油100多吨，成为当时亚洲唯一的以煤气为原料常压钴剂合成油生产工厂。但后来因原料煤气炉的一半被烧坏而停工。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后，该厂彻底丧失生产能力。

赵宗燠信心十足。到任后，他对工人们说，很快就要全国解放，国家必定要进行经济建设，而我国现有的自然石油矿藏不克不及自足需要，是世界上公认的贫油国，将来我们会找到大油矿的，但恐怕要十年八年以后。所以，我们要用本国丰盛的煤炭资源，经过努力，尽快生产出合成油来，为转变国家国民的贫穷落伍状态贡献我们的气力。

赵宗燠在唯一留下来的日籍基建厂长神野的协助下，凭借仅存的一些图纸作为参考，与其他技术人员和工人们一起，日以继夜地进行工厂的复建。夫人王应明回忆说，老赵天天穿着工作服，天天早出晚归，身上总是蹭着油污。

据郭雨东先生回忆：“复建的关键问题是缺少催化剂，因为日本人把这个厂作为殖民地工厂，催化剂制造放在了日本。虽然经我们多年研究，早已知晓催化剂配方，当年赵先生在重庆研究出的钴剂配方，也在复建时真正用上了，但因后来朝鲜战争爆发，新中国遭受西方国家全面禁运，催化剂所需原料根本买不到。为此，厂里派人在东北各处找硅藻土，还派人去朝鲜找寻黄土（氧化铁，脱硫剂原料）。我和另一位同事还一同去香港秘密采购主要原料硝酸钴。”

1950年9月10日，煤气车间的燃料煤气炉点火，10月6日原料煤气炉点火，1951年2月10日煤气车间向合成车间供气。2月16日，新中国第一桶煤制油在这个伤痕累累刚刚修复的工厂里生产出来了。赵宗燠的理想终于变成了现实。

1954年12月，在赵宗燠的领导下，锦州合成油厂合成油生产能力达到4.72万吨，大大超过3万吨/年原设计能力。到1955年，该厂合成油年产量已达5万吨。几乎与全国最大的玉门油田的产量相当。当时，煤制油生产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除了德国和南非，中国是第三个国家。这对全国石油年产量才几万吨的新中国来说是弥足可贵。据了解，我国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石油的勘探开采没有完成国家计划，而煤制油的生产却超额完成计划。它说明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从一开始就站到了一个国家能源战略的高点。如果中国当时坚持下来，最终攻克成本关，那么40多年后，中国就不必向南非从头学起、再交一遍学费了。

可惜，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国再次放弃了煤制油。随着再次心灰意冷的赵宗燠和一批技术骨干的调离，锦州合成油厂转为以石油化工生产为主,上世纪80年代更名为中国石油锦州石化公司，成为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下属的炼油化工骨干企业。

据业内人士分析，当年中国放弃煤制油能源路线，大致有这样两个原因。一是煤制油的产量虽然不断提高，但始终没有过成本关，始终要靠国家补贴；二是采油的产量上来得很快，其产量渐渐成为石油产量的主要来源。这样，无论是政府决策部门还是科研部门，渐渐都把精力转移到了石油勘探开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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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宗燠退出煤制油研发一线后，国内再也没有出现煤制油的领军人物。随着上世纪60年代大庆油田的开发，中国人沉浸在“把石油落后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的狂喜之中，基本放弃了对煤制油之梦的追求。中国两次煤制油的经历，渐渐沉到了历史深处。直到40多年后，中国有了石油储量危机感，才第三次把目光投向煤制油。这次的起步是从向当年的同门兄弟南非购买技术开始。但因南非索价太高，中国企业被迫回到了自主开发技术的原点上。这是后话。

值得回味的是，德、南两国煤制油的成功，都是在其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战争考验面前，在巨大的民族压力下一举成功的。而中国虽然也同样是在两次面临国家兴亡时选择了煤制油，但第一次止于工业化，第二次止于成本关，都是在关键时刻放弃了。这不仅仅是赵宗燠个人的遗憾，也是中国科技发展的遗憾。

1955年，赵宗燠离开锦州合成油厂后，调到石油产业部任总工程师。1957年他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现称院士）。1959年他被选为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五、六届常务委员。

经过了两次煤制油的中途夭折，赵宗燠渐渐成熟起来。他从投身于一个具体的工业路线的研发，到开始思考整个国家的能源战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他提出了“第五大能源”理论并为此积极实践。他认为，发达国家的能源利用率为40%～50%，并提出再提高20%～30%的目标；而我国能源利用率还不到30%，大有潜力可挖。假如第一步能够把我国能源利用率提5%，即可获得目前靠煤、油、气、水电、核转化的能源总量，并且其潜力还远不止于此。解决了我国能源不科学的开采、应用和严重浪费的问题，就如同开发出一种新的能源，即为“第五大能源”。

1979年，我国第一家能源学术研究组织——北京能源学会成立。德高望众的赵宗燠被大家一致推举为首届理事长。

1989年10月10日，赵宗燠因病逝世，享年85岁。新华社、人民日报在讣告中称，半个多世纪以来，赵宗燠同志在石油炼制、煤类部分液化、煤的间接液化、油页岩干馏、煤类气化、低热值燃料沸腾床燃烧及其他石油代用品方面，从事过广泛的科学研究、工程设计、开发建设等系统工作，倾注了毕生心血，贡献卓著。

夫人王应明回忆说，老赵生前获得过无数的荣誉证书，但他最喜欢的一个荣誉却是一句话——有一年他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当他第一次走近国家领导人时，周恩来指着他向毛泽东和朱德介绍说：“这位赵宗燠同志是我们中国的人造石油专家。”

（本文图片由王应明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