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从海外回国后转眼已经七年了。七年前，您说人生将开启下半场，要再做一些新的事业。在这七年中，您重点关注的是哪些领域？有怎样的思考？

2016年我在基金组织任期结束后，其实有几个选择，一个是继续留任，另外也有其他金融组织希望我加入。经过考量，我还是愿意回国做一些研究教学的工作，所以去了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教授国际金融的课程；此外也做一些研究，主要关注金融科技和人工智能。

在此之外,我花了不少力气关注气候变化。我参加了2015年的巴黎气候大会，从那时起世界逐渐达成了几个共识——一是气候变化是真实发生的，有科学数据证明支撑；二是气候变化对人类存在巨大威胁，它已经不单单影响到生产问题，也关乎于生命，关乎于生活质量，是整个人类的生存的问题；第三就是全球性，全球必须团结起来，融合在一起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所以我一直在关注这场重要变革，也参加了很多这方面的活动。我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的时候，还负责与包括联合国在内的所有国际组织的沟通和对接，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对整个气候变化的过程接触比较早。

我认为首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没有中国是不行的，因为中国的碳排放量占到全球碳排放的三分之一，如果中国不参加就不可能实现突破；第二，承诺应对气候变化对中国既是一个巨大挑战，也是巨大机遇。习主席2020年提出的碳中和目标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把中国放到了世界的前沿。正是因为这份承诺对于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性，我们需要一个系统性的研究来制定整体政策框架。

我去找了斯特恩(Nicholas Stern)，他是国际著名的气候变化专家、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他非常有全球大局观，特别关注发展中国家，他也觉得中国承诺碳中和是全世界的幸事，对于中国也是好事，这件事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我们应该尽最大的努力来支持它。我们一拍即合，又找来了诺贝尔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牛津大学史密斯企业与环境学院院长赫本(Cameron Hepburn)、国内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合作委员会刘世锦、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所长张永生、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首任主任李俊峰。我们七个人组成了小组，开展碳中和框架研究。

您提到近期和斯特恩勋爵等专家合作开展的《拥抱绿色发展新范式——中国碳中和政策框架研究报告》研究，这个新范式最重要的特点是什么？研究将在哪些方面进一步促进以绿色低碳创造增长新动能？

当我们讲碳中和的时候，通常把它看作是能源问题，但它其实是生产方式的变化，改变生产函数，把外部负效应消化。如果是外部负效应的话，碳中和相关工作就是一个成本，很难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就变成了大家来争论“谁承担”的问题。所以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巴黎气候大会开始的时候讲的最多的是谁负担，谁出钱补贴，是一个负向思维。

碳中和不是简单的化石能源替代和技术进步问题，而是一个发展范式的深刻转变问题。我们需要对工业革命以来被奉为圭臬的一些基本发展概念进行重新反思和定义。那就是为什么发展，发展什么，如何发展，以及全球普适性。

——摘自《拥抱绿色发展新范式——中国碳中和政策框架研究报告》

我们报告中比较重要的特点和贡献，是提出了一个新的思维方式和框架。我们意识到碳中和是把工业文明推向生态文明，这是文明的转化。我们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革命，是从英国的工业革命开始的那几百年，但是工业革命一直是以物质生产为对象，以物质生产为目标，以物质消费为结果，所以就产生了污染和不公平，出现了资源的掠夺和国际抗争。那么在生态文明中，“世界是个整体”这个概念很重要，不论世界、国家、或是区域，我们所有人都是利益相关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考虑，人不再是对着物质，而是对着天地、大宇宙、全社会来看，视野就宽了。为这个问题我们争论了很久，包括斯蒂格利茨一开始也不完全认同。因为如果是一个文明的变化，那一定是根本的、结构性的、颠覆性的变化，所以我提出了“范式变更”的概念。“范式变更”在根本上颠覆过去，重新创造。当“生态文明”给我打开新世界的时候，“范式变更”给了我一个结构和工具。让我可以去批判过去，描述未来。

这场“范式变更”包含很多变化。首先，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生产函数变化，不是一个生产负效应；其次，它是消费函数的变化，人们会消费更多和自然、绿色、环保有关的东西，能把自己看成自然的一部分，而不只是消费物质。当生产函数和消费函数变化的时候，效用函数也发生了变化，GDP不再是衡量发展的指标——在碳中和“范式变更”的概念下，GDP只是一个物质生产、物质消费、物质效用的过程。按照现在的模式，人类患有糖尿病、肥胖病等都和物质产品的极大的丰富有关。如果按照新的范式，我们以人类的健康和福祉为中心，来定义发展的目标，视野便会不同。大家会消费更有品位、更有质量的东西，健康水平会大大提高；不用去争夺那么多资源，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会友善。从根本上来说就需要改变，把人类的福祉作为根本的发展目标，重新设计考核指标、发展指标，改变整个系统。

一、为什么发展。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们的福祉。

二、发展什么。新的发展内容必须反映对价值的最新理解——人们“美好生活“的需求和人类的幸福感。

三、如何发展。新的发展范式重构人与自然关系，考虑人力资本、物质资本、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等生产要素之间的平衡和互相作用，以及四类资本对人类福祉的直接贡献。

四、发展范式的全球普适性。绿色发展模式可以实现各国的绿色合作共赢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并实现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共赢。

——摘自《拥抱绿色发展新范式——中国碳中和政策框架研究报告》

“范式变更”里还有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气候变化是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失灵，但碳中和是政府提供的全新公共产品，它赋予了政府和市场新的定义。从碳中和的角度来看，政府具有指导作用，因为碳中和是人为提出的目标，需要有统一的方向和行动。政府就不只是框架，要支持新价格形成，包含碳排放因素，人的健康因素和自然因素，还要考虑其他的污染排放等多种因素的市场价格。所以在“范式变更”的概念上，政府和价格定义变了，这两个都要探索，产生新的结合，我们才有未来。所以我们这次报告也特别强调“范式变更”，而且中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要实现如此巨大的变革，必须要用“范式变更”，从头发挥制度优势，统领规划特别重要。

欧洲从1990年碳达峰到2050年碳中和，有60年的时间。然而我们从2030年到2060年只有30年，所以速度要求很快。我们这次提出了另外一个新概念——沿着“范式变更”的概念往下走，一定是一种新增长的模式，它不是负面的，不是负排放效应，不只是简单的治污染问题。因为它带来新的质量升华，将带来新的全社会的和谐。新生产函数里要有传统的资本和劳动，但还要有自然资本、社会资本，以福祉为导向，改变评价系统，不然无法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无法聚集各方面的利益，无法在全球政治上达成一致。所以下一步，我们就要把新增长做实。

现在各个国家都在为经济复苏寻找新的抓手，您觉得“范式变更”以及新的经济发展模式，能够为世界各国、特别是中国现在的经济复苏提供哪些切实的支撑？

碳中和并不意味着牺牲经济增长。相反，它可以在许多方面促进增长，尤其是在就业、效率提升和经济转型升级等重要方面。中国绿色发展具有独特优势。一是政府协调和管理国家发展战略系统性变化的能力。二是中国巨大的市场和增长潜力，为新技术的培育、孵化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三是中国的绿色技术和绿色产业，很多已处于全球领跑地位，例如，新能源、电动车等。四是中国在数字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方面具有坚实基础，可以利用其数字化优势助力低碳发展。利用以上优势，中国有望以“换道超车”的方式，通过技术、产业和发展方式的系统性重大变革引领世界。

——摘自《拥抱绿色发展新范式——中国碳中和政策框架研究报告》

在格拉斯哥气候大会上，世界形成一个共识，就是绿色投资越早越好，越快越好，规模越大越好。它在短期可以助增长，长期可以助转型，有着很大的空间。例如，通过绿色技术转型来提升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把人工智能和绿色技术相结合走绿色农业和生态农业的道路等，从现实的角度来说，发展的空间很大。在“十四五”期间，中国有44.6万亿和绿色转型有关的投融资，这中间能做的事情很多。

促进绿色投资和绿色经济增长，推动以碳中和为抓手的科技创新是关键。碳中和是一个特别明确的方向和目标，围绕着这个方向发展科技创新，应用场景很宽，也很具体。比如新能源的创新，我们十年前想象不到光伏发电比煤电还便宜，但是我们解决了光电成本高的问题。接下来面临的是储能问题。光电流行起来了，但光电没有储能没法用。此前我们完全想象不到可以把国家在黄河源头最早建立的巨大的水电站改成储能站，但现在都成为现实。

除此之外，人工智能、氢能、原子能等，这些都是围绕碳中和开展的科技创新，也必将带动经济的发展。而碳中和推动科技创新，这仅仅是个开始。以后的电网会完全是数字电网、虚拟电网。当虚拟大电网承载的时候，并行的小区电网、微电网也会出现，这将大大提高用电的效率，节省能源。

请问如何建立并完善基于这种新发展范式的评价体系，让政府能够真正围绕新的评价体系来促进发展质量的提高？

评价体系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如果有了目标但没有评价体系，实现碳中和的过程就很容易波动，例如2021年的煤电供应紧张。因此，在推进全国的经济协调发展方向方面，有两件事很重要。第一，要建立传统的资产碳核算体系。如果我们每个产业都有碳核算，就可以明确碳排放目标，最后可以做到企业级的产品。现在环保部有全国的碳核算的统计要求，也有很多企业在做碳核算，但还需要把它进一步落实到账户，建立碳核算、碳账户，最终使每个人都可以拥碳账户，掌握具体的碳排放量。

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每个人拥有并使用碳账户还有利于引导低碳消费。现在我参加国际会议经常要坐飞机，这带来很多的碳排放。所以在开会前的我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查一查自己的碳账户，这决定了我能不能坐飞机到现场去参加某个会议。如果每个人都拥有并使用碳账户，那么就会让消费变得更有效，出行变得更环保。

第二，价格。强有力的、可预测的碳价格在碳中和转型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要发挥市场和市场价值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首先就要发挥市场对碳价格形成的“逼近的作用”，就是逐渐地迭代接近真实价格。我们现在有了碳交易市场，但是价格才刚开始且上升很快，从10元人民币1吨碳现在已经上涨到80、90元人民币1吨。国际一些国家和组织在提倡碳税，也是一种方式。

您提出要建构中国特色的零碳金融市场支持中国的碳中和战略,目前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您有何建议？

我们预计到2050年，中国为了碳中和的投融资将规模巨大，面临的风险很高。但科技变化很大，如果核聚变发展起来又将是全部洗牌，那么高风险、高波动、大规模的融资该怎么做？“碳”会引起资产价格的重估。很多研究表明，棕色资产、高碳资产，都会贬值25%以上，所以，整个公司和个人的资产负债表，股票的估值都会发生变化。中国现有的金融资产都会随着资产碳容量的估值变化而变化。四大国有银行中，贷给高碳、煤、钢、化工这几大棕色行业的款额占了整个对公司贷款的50%，这些资产都会发生变化。格拉斯哥气候大会上已经提出了很多概念，金融要做零碳，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全球来说也是共同的挑战。

中国在这方面还是走在前面的，我们的绿色贷款，现在有20万亿人民币，全球第一；绿色债券也有1.5万多亿，全球第二。过去的十多年，我们在绿色政策框架等方面也建立了很多体系，制定绿色产品的标准等，其实也是在一直往前走。但是从零碳角度来说，差距还是挺大的。譬如绿色债券目前只占债券总额的1.4%，这还远远不够；现在的绿色融资率，90%是银行贷款，7%债券，3%的股权，这个结构远远不符合为零碳、为碳中和融资的需求，因为碳中和是高风险的，所以需要更多债券、股权、较少的贷款，挑战还是很大的。

金融是相通的，世界的竞争也已经开始。争做世界的绿色金融市场，争做世界最好的绿色标准，争夺标准的制高权，各国在这些方面竞争得很厉害。中国也要利用这个机会，在绿色金融市场走出自己的路。我们要构建自己的绿色宏观金融管理体系，财政和银行金融要更紧密地结合，发挥财政的指导作用，央行的货币政策要有碳中和的结构性因素；风险管理可以提前从传统的“巴塞尔协议III”，走向“巴塞尔协议ESG”——也就是可持续的风险管理；改变披露标准，披露绿色融资、绿色资产。全世界的金融公司、上市公司，一旦按照新的可持续绿色标准披露，所有的资产估值就全部变了，资产价值现金流、负债、收益就会完全不一样。中国要做自己的披露标准，这点很重要；形成复合性零碳金融市场生态。要打造能够满足碳中和特点的金融产品并不断创新。我们提议把上海建立成我国也是世界上的绿色债券金融中心，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尝试。

您曾经提到，碳中和是全球开发与合作领域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您如何看待在这个领域中国与国际的竞争与合作？

碳中和一开始是国际运动，各个国家都在推行，从《京都议定书》一路走过来，其实都是利益博弈。但是到格拉斯哥会议之后，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碳中和是未来，它不是推卸责任的问题，而是未来竞争制高点的问题，它重写了工业革命的规则。越来越多人意识到这是一个未来的竞争。欧洲国家最为重视，从立法建制、建规章制度等方面，全面发挥自上而下的力量；拜登的战略以“技术的市场”为主，突出五大技术突破，抓住六大产业和市场，以此引领世界，竞争格局已经很清楚。

从中国的角度来说，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就要特别强调科技和整体规划，要加大国际合作和国际交流。对于中国来说，特别重大的责任是支持和帮助“一带一路”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走上绿色发展道路。这些国家还没走到发展的道路，一下要跨越这个阶段走向绿色阶段，这其间需要技术、资金、人、制度方面的支持。所以，中国的经验会为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个样本。与此同时，中国应在技术、资金和能力培训上支持“一带一路”国家，这是今天地缘政治恶化的情况下，我们能做的特别有用的事情。所以国际合作也是一个多维度的问题，是全球碳中和、中国碳中和很重要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