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规划要以还原能源商品属性为目标

《建议》在能源方面的着墨并不多，这其实是对“还原能源商品属性”既定目标的进一步确认。能源之于一般的商品，并不存在特殊性。

还原能源商品属性，需要体制与机制的建设，比如电力价格政府不干预了，但是由于电力的特点，其无法像菜市场那样自动形成价格，需要市场设计与机制建设。这是对规划与改革任务的明确要求。这需要很强的能力建设与细节导向的设计。

能源规划需要解决连续性指标的设定与表征问题

《建议》强调要“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这一“好”的目标已经为具体的规划编制以及能源规划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这一要求首先是对这一提法的具体界定。因为清洁、低碳、安全还是高效，都分布在一个相当范围的连续区间上，并不存在二分法。面临的界定问题必然是“多清洁算清洁”，“何种安全程度可以接受”，“多低算低碳”。这些指标的确定过程，就是能源战略进一步明确的过程。

其次，指标的设定是个复杂的科学与政治过程。基于明确的价值标准，多清洁的问题可能可以讲清楚（投入实现的清洁价值超过了投入成本本身，这种清洁就过分了）；基于政治性目标，可能安全的问题可以解决（比如对外依存度设定政治性目标）；基于已有的承诺，比如2030年实现碳排放峰值，低碳的问题也可以具体化。

最后，“高效”的表征可能争论尤其大，因为可能缺乏相应的参考系来确定高低。一方面，GDP能源强度之类的指标，由于涉及到货币转换，掺杂了复杂的结构不同，很难具有可比性。物理类的效率指标，我国电力行业已经比较领先，其他的能源密集型工业设施，比如水泥、钢铁、化工、建材等，可能其物理效率仍旧比发达国家总体低，但这其中的不均一性特别明显。先进的已经是国际领先，而落后的可能相当落后。现实中的资源都具有稀缺性，除了能源之外，无论是人力、资本都具有价值。节能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合理的，这方面必然有很多的争论。

“能源革命”的说法可能已被官方抛弃

过去的10年，我国能源系统的扩张速度非常之快，无论是一次能源生产、消费，还是发电、炼油等基础设施。长期困扰经济发展的能源瓶颈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解决。但是，与之相伴的安全、效率、环境污染问题也变得日益突出。

消费、生产、技术、体制方面的能源革命的话题过去俨然成为热点，尽管似乎革命（revolution）的时态与对象并不清楚，与变革（evolution）的区别也非常暧昧，甚至连革命本身也无法清晰界定。基于这份建议，笔者认为这种革命的“发狠式”说法已经被官方放弃，转而基于经济能源理论与治理逻辑，关注价格的内生性（减少对价格的行政干预）、外部性问题的解决（环境污染、安全控制与技术创新）的具体问题上。

因此，在目标上，“现代能源体系”的概念被再次提及。何为“现代”？比如统一市场（消除消费特权与歧视）；价格短期反映供求&长期反映成本；能源系统结构符合资源禀赋；政策短期激励相容、长期激励创新等等。这个界定也需要在能源规划中明确。

“用能权”给了地方一个变相的能源税种

“用能权”的提法出现在《建议》中，这本质上是一种基于目前价格水平的额外价格手段，定向实现在某些地区行业限制能源消费的目的。这一政策手段如果用于全国，将是对能源统一市场构建的严重威胁，与建设“市场价格机制”大目标严重不符，所以只能是省级以下政府的权限。通过变相对某些行业征税，加快低效设施淘汰。那么，如何尽量消灭手段实施的自由量裁权成分，将是这一政策设计在规划中体现的重点。

淡化绝对值目标，强调强度与份额目标

这次，《建议》特别提及“以提高环境质量为核心，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注意到了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区别。“环境质量”是目标，其他的，比如绝对的能源控制，排放控制等，都是手段。如果集中在一种手段上，那么一方面，这种手段的力度很难把握，目标很难确定，也同时消灭了通过其他手段实现目标的可能。

总体而言，强度与份额目标要比总量目标好，实现起来更加灵活，也具有更多的选项以便于降低目标实现的成本，减少经济损失。类似过去那种动辄行政总量控制，分部门或者省份摊派的规划应该是不受欢迎了，应该给市场主体如何实现目标的较大灵活度，并且只设定涉及市场失灵问题上的目标。

此外，相对模糊的经济目标（翻番GDP与居民收入）也有利于能源规划减少各种绝对值目标（比如能源消费）设定的可行性，减少对微观经济运行的不当干预程度。这一点无比正确。

（作者介绍：张树伟：能源经济学博士，高级工程师，现任卓尔德（北京）环境研究与咨询中心首席能源经济师，此前多年供职于中国电力行业、IEA等能源咨询与决策支撑机构。）

（来源：南度度  作者：张树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