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油定价权一般指拥有对国际原油贸易的绝对影响力，能够左右原油在进口或者出口贸易方面的价格，能够准确反映自身国家的原油供需情况，避免价格与市场基本面出现背离。

我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原油进口国、第二大消费国、第四大产油国，在全球原油贸易中的地位凸显。拥有与市场地位相匹配的原油定价权，是必要和应该的。为了解决原油定价权缺失问题，我国采取了多种政策措施。特别是上海原油期货的上市与发展，让我国在全球原油定价权上的影响力逐渐显现并逐步加强。

但是，当前全球原油定价权依旧掌握在美国手中，我国争夺原油定价权还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分析当前全球原油定价权现状、正视我们存在的问题、不断化解影响原油定价权的不利因素，才可能不断增强我国在全球原油市场的话语权，为原油和能源安全提供保障。

美国依旧掌握全球原油定价权是全球原油定价体系的首要特征。

自二战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瓦解后，美国与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最大的产油国沙特达成协议，美元与石油紧密挂钩，国际石油贸易以美元作为计价和结算货币。石油生产国出口石油获得的收入扣除进口开支后主要用来购买美国国债，美国“石油美元”霸权确立。迄今，美国依靠美元霸权、军事霸权、市场规模牢牢地控制着全球原油定价权。第一，拥有全球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控制了世界上将近70%的石油资源以及关键的石油运输通道；第二，通过页岩气革命成为全球最大的原油生产国和净出口国，保证了原油供应安全不受威胁，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这成为美国拥有全球原油定价权的市场基础；第三，国际市场的原油绝大多数以美元标价，全球贸易结算体系也掌握在美国手中，这成为重要的金融基础；第四，美国的商品期货市场是世界上最大的期货市场，美国西得克萨斯州轻质低硫原油期货成为国际石油市场的重要基准价格。未来一段时间内，美国依然对全球原油定价权具有绝对掌控力，尤其是疫情之后美国对原油定价权的掌控力还有所增强。

其次是全球原油定价权向多元化与区域化发展。当前原油生产呈现出欧佩克、美国、俄罗斯和其他非欧佩克石油成员国等多个中心的格局，随着中国、印度等新兴消费市场迅速崛起，全球原油定价权争夺日趋激烈。期货市场是全球原油价格变动的风向标，也是原油定价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各主要原油生产国、消费国均相继推出各自主导的原油期货。国际上共有12种原油期货，包括印度、日本、俄罗斯、新加坡、泰国、阿根廷、南非等国均有一种或两种原油期货。其中作为国际原油定价体系核心的，则是三大原油期货：美国纽约商业交易所的西得克萨斯州轻质低硫原油期货、欧洲洲际交易所的布伦特原油期货和迪拜商品交易所的阿曼中质原油期货。总体来看，未来全球原油定价权会越来越趋于多元化，除美国外，各国更多争夺的是区域性定价权。

我国对全球原油定价权的影响力正在逐步显现。

2020年我国生产原油1.95亿吨，原油表观消费量超过7.36亿吨，进口量达5.42亿吨。但是，规模庞大的消费市场并没有给我国带来对应的定价权，反要承受“亚洲溢价”带来的每年数百亿美元的损失。为了解决定价权缺失问题，我国采取了多种政策措施。现在全球大宗商品定价主要参考期货价格，发展和完善国内原油期货市场来谋取国际定价话语权是较合理的方式。2018年3月26日上海原油期货在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挂牌交易，成为我国争夺原油定价权的重要一步。

经过3年多发展，上海原油期货独立性、影响力初步显现。目前上海原油期货市场规模已超越迪拜商品交易所，成为仅次于美国纽约商业交易所西得克萨斯州轻质低硫原油期货、欧洲洲际交易所布伦特原油期货的世界第三大原油期货。截至2020年底，上海原油期货成交量达1.03亿手，日均成交量、持仓量分别为15.20万手、5.87万手。上海原油期货价格正在逐步从被动跟随国际价格转为更多地反映国内原油供求关系，其价格发现功能得以有效发挥，价格独立性初步显现。2020年上海原油价格与国际基准原油价格的价差总体呈现先扩大后缩窄地趋势，客观反映出我国原油需求较国际市场先强后弱的实际情况。同时，随着上海原油期货从单向进口转为向亚太其他地区覆盖，实现了由境内到岸价向亚太地区贸易集散价的转变，价格影响力向周边国家辐射。

我国拥有的原油资源禀赋和市场规模，为我们争取东亚地区甚至全球原油定价权奠定了坚实的产业与市场基础。但是，当前我国提升原油定价权影响力还面临诸多问题。

首当其冲的重要制约因素就是原油进口依赖度过高、储备不足。石油对外依存度是一个国家石油净进口量占本国石油消费量的比例，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石油供应安全的重要指标。在石油进口依赖度过高的情况下，对国际油价的议价能力就会处于弱势地位，丧失定价主动权。虽然我国油田产量保持稳定，但远远满足不了逐年增加的国内需求，只能通过大量进口弥补缺口。2020年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超过73.5%。同时，我国正在建设但还没有建成像美国一样完备的石油战略储备体系。因为没有足够的库存保证石油供应，一旦遭遇进口限制，就会严重危害工业生产和经济的正常运行。没有完备的战略石油储备库存，我国在争取国际市场原油定价权上少了一张重要底牌。

其次是上海原油期货价格影响力的增强与扩散受到多方面制约。一方面，上海原油期货参与主体有限，比如，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还不能参与国内大宗商品期货交易。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衍生品交易业务稳步增长，但总体规模无法与欧美国家比较，不利于我国的价格形成。另一方面，上海原油期货价格使用场景有限。由于布伦特、西得克萨斯轻质低硫原油期货市场运行30余年，现货市场已经形成了基于它们的定价格局和贸易习惯，改变现有定价格局和贸易习惯非一日之功。具体看，国内政府机构、行业组织仍习惯参考境外原油期货市场价格进行国家决策、国企考核、宏观调控；大型国有涉油企业贸易环节，甚至我国自产原油计价、国内石油企业内部结算，仍采用境外原油期货价格作为定价基准；主流媒体也主要对境外原油期货价格进行跟踪报道。上海原油期货价格还不担起“价格国产化”的重任，一旦境外价格失灵，国内决策将失去抓手。

再者是能源类期货产品序列尚不完备。从国际市场成功经验看，提升能源市场价格影响力，既要有发达的现货市场做基础，也需要有一套相对完善的产业链期货产品体系做支撑。去年受疫情影响，油气价格波动之大闻所未闻，国内涉油企业面临巨大的风险敞口，进行上下游及关联能源产品的组合套期保值需求更加凸显。因为原油期货只能反映原料端的市场供需，单靠原油期货无法完全满足企业的产业链避险需求，更无法承担全方位提高价格影响力的重任。而国内油气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重要的关联能源——天然气以及下游产品成品油均未上市期货品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参与上海原油期货的积极性，也降低了上海原油期货的影响力。

最后是我国能源相关数据发布体系尚不完备，影响了原油价格的公信力。我国原油库存、进口量、船运信息、炼厂检修信息等产业相关信息发布频率较低、透明度不高。由于缺乏稳定的发布渠道，加之数据的权威性、有效性、可用性较低、影响力较弱，投资者在分析上海原油期货价格时，较难利用我国自身的能源数据和信息，只能更多地利用外国数据。这也导致上海原油期货价格不能更好地反应我国自身原油供求关系的变化，价格独立性弱，很容易被动跟踪国外价格。

为了提升我国对国际油价议价能力，要从4个方面扎实开展工作，稳步推进，形成合力。

一是加大勘探开发力度保证国内原油产量稳定，夯实原油定价权的产业基础。随着原油对外依存度的不断攀升，国内油气生产的压舱石作用更加凸显。一方面，我们应加大国内油气勘探开发的力度，不断开拓新区域，促进新发现；攻克深层-超深层油气勘探开发技术与装备，推动深层-超深层油气规模效益开发，实现老油田挖潜，确保老油田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要大力推进非常规油气开发，规模发展致密气、页岩气和致密油，重点突破页岩油，超前储备页岩油和天然气水合物。

二是加快建设原油储备。只有足够的原油储备库存作保障，我国才能拥有抵御国外原油供应中断的能力，避免油价大幅度震荡，保护工业经济正常运行，避免针对我国的能源讹诈，保障国家安全。这也是我国争取国际市场原油定价权的重要底牌。要加快建立起以国家战略储备为主、商业储备为辅的多元化、多层次的石油储备体系，公平合理确定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石油储备义务，督促各方落实任务目标，达到国际能源署设定的90天的安全标准。

三是加快完善上海原油期货市场建设提升影响力。当前，上海原油期货价格的影响力与我国能源消费大国地位仍不匹配。作为最主要的定价工具，要积极发挥好上海原油期货的作用。建议扩大上海原油期货参与主体范围，增加价格应用场景。允许并逐步放宽国内金融机构参与我国商品期货和期权交易，扩大投资者范围，使价格博弈更充分，以形成更为客观准确的基准价格；在做好保密的前提下，参考美国能源信息署（EIA）模式，由政府部门定期发布我国原油、成品油、天然气的库存、开工率等市场数据和市场分析展望报告，通过主动发声提高我国对国际原油市场的影响力，实现用中国数据分析市场，用上海价格研判走势；扩展上海原油期货价格的使用范围，推动国内成品油定价、国家战略储备收储和轮库、我国企业原油贸易和财务核算等使用上海原油期货价格计价。不断提升上海原油期货的定价影响力。

四是加快推进油气市场化改革，构建和完善我国能源衍生品体系。天然气与原油具有同样重要的战略地位，都是当前全球最重要的一次能源，也是重要的绿色能源。成品油在原油下游产品中占比超过50%，与原油存在天然的跨品种套利与上下游产品套保关系。跨品种套利可使原油期货价格能更好地反映国内的供求变化关系。建议加快推进石油天然气市场化改革，完善天然气基础设施的公平开放，放开成品油批发价格管制，加快天然气和成品油期货品种上市步伐，尽早与原油期货共同构建我国能源衍生品体系，形成我国的能源定价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