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煤制油道路跌宕起伏
　　纵横人类历史是战争与和平交织的历史，为了经济利益发生战争，发展经济也支持了战争，经济强国往往也是军事强国。冷兵器时代靠人多取胜，现代战争打的是高科技，打的是经济实力，近现代战争中飞机、坦克、装甲车、兵舰无不需要能源开动，没有能源这些钢铁家伙就成废物。据统计现在世界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石油占35.0％；煤炭占25.3％；天然气占20.7％；核电占6.3％；水电占2.2％。可以看到，石油、煤、天然气是当今世界经济运行的三大支柱能源，石油已经成为一种战略商品，其与国家战略、全球战略、国际关系和国家实力等方面紧密交织一起，当下世界各地冲突、政变事件往往都与争夺石油资源有关。目前世界石油探明储量与加工使用量相比，仅可再开采100年左右。因而世界各国都在努力开发替代能源，如像水电能、核电能、风能、潮汐能、地热能、太阳能、燃气电能、氢能、化学反应能、生物能以及燃垃圾电能等，一个国家选择何种替代能源，这主要取决于该国的资源种类和数量，更重要的是运行经济成本，没有资源也不怕，靠低成本的海运，日本的重工业就是靠海上大规模运输支撑的。世界对煤制油的研究开发是在20世纪初的美国、德国、英国和日本实现。19 23年，德国化学家首先研究出煤的间接液化技术，接着又研制成功煤炭直接液化技术，实现煤制油工业化最早的国家德国。德国煤制油工业到1944年生产能力已达到423万吨/年，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提供了2/3的航空燃料和50％的汽车、装甲车用油。二战中除德国外，也由于战事的需要日本克服海上运输线不畅，这些战争发起当事国不得不就近用煤生产燃油，从而大力发展煤制油工业。法西斯战败后，海上交通也安全了，自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东发现大量石油后，油价下跌，使得二战后曾用煤制油的苏联、美国、法国、意大利、德国、日本纷纷停产，改用石油作能源。因为煤制油生产成本高于天然油；五六七十年代只有南非还坚持煤合成油，这是因为那时南非搞种族歧视，各国对南非搞经济制裁，贸易禁运，南非无天然油资源，又买不到外国的油，南非基于本国丰富的煤炭资源优势，只有走煤制油的道路，用煤合成油技术难度大，污染环境十分严重，但是黒人的劳动成本低，别的国家不干的，南非干成了，这也逼使南非走“自力更生”道路，许多技术难点陆续得以解决，污染问题也向好，建成了年耗煤近4200万吨、生产合成油品约500万吨。后来中东国家为了民族利益用石油作为政治谈判的筹码，与西方国家博弈，再加上国际大型跨国石油公司的操纵和金融投机的结果，油价几升几降的大波动，最高147美元一桶（2008年）许多私家车进库不开了，最低21美元一桶（2012年）时，从70年代开始世界石油危机又使煤炭液化技术开始复兴。世界上有代表性的煤直接液化工艺是德国的新液化（IGOR）工艺，美国的HTI工艺和日本的NEDOL工艺。这些新液化工艺的共同特点是煤炭液化的反应条件比老液化工艺大为缓和，生产成本有所降低，中间放大试验已经完成。这使煤制油工业又有希望了,2016年国际油价仍在低位运行，在40美元左右一桶。连美国也不想完全依赖进口石油了，美国的页岩油的成功开发，使世界天然油价不能由少数几个国家和金融寡头说了算。

　　中国煤制油的道路坎坷
　　中国煤炭在能源比例中的地位更为突出，我国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构成中一直占70%以上，即使到2050年，煤炭所占比例不会低于50%。可以预见，煤炭在我国能源结构中的主体地位，将是长期的和稳固的。我国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并不十分丰富，每年的石油消耗量一半靠海运进口(2000年进口7000万吨，当年产量1.6亿吨)，天然气也千里迢迢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管道输送到中国腹地，为了经济上安全，我们不能不考虑多种能源的利用。我国煤炭资源极其丰富，在我国的自然资源中，基本特点是富煤、贫油、少气，这就决定了煤炭在一次能源中的重要地位。与石油和天然气比较而言，我国煤炭的储量相对比较丰富，占世界储量的11.60%。我国煤炭资源总量为5.6万亿吨，其中已探明储量为１万亿吨，占世界总储量的11%，成为世界上第一产煤大国，但是产销不平衡，近年来不得不压产以及关停并转，下岗的煤矿工人安排政府又不得不考虑，为此，我国几个大的科研院校和化工生产集团为开发煤合成石油从理论和产业化上做了大量工作。它们是山西省煤化所、大连化学所、中科院石油研究所、煤炭部煤炭研究科学总院、内蒙鄂尔多斯神华集团、山东兖矿集团等单位。
　　我国从煤出发生产燃油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试验性工业装置，山西的煤开发得早，山西煤外运占用运输力，山西王阎锡山为了减少石油输入额和发挥晋煤的优势，1924年在山西省左云县吴家窑投资45万元，从德国购置了一套“煤之干馏设备”，并组建了育才炼油厂。1925年这个炼油厂开始以煤炭为原料采用低温干馏法试炼炭油( 原油)，却因设备简陋和技术不过关未出产品。1926年又添置设施继续试验。同年，闫锡山参加了直奉战争，工厂设施遭受损失，无法继续试验。闫锡山在1930年“中原大战”倒蒋失败后逃往大连，历时5年多的山西第一次“煤变油” 最终没有结果。
　　1935年，山西燃料研究所研究出了“煤变油”，但日寇入晋后，装置遭到掠夺。“七七事变”爆发了，日寇于9月中旬入侵山西， 11月8日侵占太原。燃料研究所和西北炼钢厂炼焦部引进的装置被日军拆卸装箱运到日本和东北、大连等地，厂房被炸毁。山西第二次“煤变油”被日寇扼杀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成立傀儡的伪满政府，掠夺东北的资源，为了进一步扩大战事的需要，在东北就地生产武器弹药，包括汽车、坦克用的燃油。1937年，日本人看中了锦州市西北郊选为厂址，1938年成立了“满洲合成燃料株式会社锦州工场” ，以距离不远的阜新煤炭为原料，引进德国以钴催化剂为核心的F-T合成技术建设煤制油厂，经过6年的安装与调试，终于在1944年4月28日投产，由于工人缺乏技术，加上管理不善，连续发生几起炉体烧坏和爆炸的恶性事故，当年就被迫停产，总共产油不足200 吨，1945年日本战败后停产。从政治、经济、军事角度讲，日本也只有找“轴心国”伙伴德国。
　　抗战期间从德国柏林工科大学化工学院煤化工专业留学归来的赵宗燠博士，为解决战事需要的汽油、柴油，曾在重庆北碚宝源煤矿坑口附近筹办过煤合成石油试验厂（后改为北碚焦油厂），该试验厂由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出资，虽然小装置获得成功，但是此时国民政府政府官员错误地认为抗战胜利了，为战争生产的军用品不需要再发展了（不仅煤制油试验厂停办，连民办织布厂所织的军用布匹也不再收购），再就是政府官员贪污腐败、发国难财，致使政府拿不出钱来，不支持扩大试验，赵宗燠着急地找资源委员会翁文灏等负责人，他们都表示无能为力。日本战败后锦州煤制油厂由国民政府接管该厂，1946年派赵宗燠参与接收恢复生产。该厂曾用过的厂名有：经济部锦州燃料厂、中国石油公司东北炼油厂锦州工场。赵宗燠到任后收集尚存在的图纸资料，以及与未被苏军带走的几个日本非军事技术人员和一个德国技术员一道检查装置损坏情况。认为该厂毁损情况不严重，工艺装置上虽然有缺陷，但是可以修补生产。赵宗燠上报国民政府，但是没有得到批准，因为国民政府认为煤合成油技术难度大，花费大，特别是卫立煌忙于应付东北战场辽沈战役，国民政府无暇顾及恢复建设，此建议被搁置。在辽沈战役锦州城攻坚战中，四野林彪的部队是从铁路以北发起进攻的，锦州煤制油厂位于锦州城西北角，处在交战双方之外，厂里没有国民党守军，国民党军队扼守铁路线及铁路线以南城区。在北郊公路上，煤制油厂职工宿舍太平楼北端与锦州二中之间连线上，仅有一座国民党军碉堡用来控制这条北郊公路，碉堡北边有10米宽一人深的防坦克壕沟，四野在攻坚战中，首先将它摧毁，为攻城部队荡平障碍。沈山铁路高出地面10米左右，像城墙一样护卫着锦州市，从北郊公路进入市内要从铁路下面的涵洞穿过，国民党军就在涵洞旁筑有一个碉堡，封锁了攻城部队前进道路，此时出现英勇战士梁士英用身躯堵敌人的射击孔，为战友们冲锋舍身的壮烈故事。笔者1958年离开锦州时，这两座碉堡废墟还存在，梁士英烈士的铜像已屹立在烈士陵园了。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计划重新恢复和扩建锦州合成油厂装置，1950年东北人民政府向全国招聘工程技术人员、医生等，梁善德（广州）、徐吉新（重庆）、汪廷继（汉口）、汪 济（上海）、梅俊尧、李隆岐、吴克技等几十个工程技术人员先后到沈阳报到，根据各人专长再分配到锦州合成石油厂。该厂采用常压钴基催化剂技术的固定床反应器，水煤气炉造气，那时候生活物质还不十分好的情况下，厂领导为他们安心工作，发挥各自专长，给予了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上方便和照顾，南方人不习惯吃高粱。苞米，厂领导安排后勤部门给招聘来的南方人供应大米，居住配有单独厨卫的“灰平房”宿舍（一般职工住的是数家人合用厨卫的普通宿舍）因而这些招聘来的人员工作干劲十足。经过大家共同努力，终于在1951年2月10日投产出油，当年产量3100吨，1954年的产量就玉门天然油产量相当了，后经多次技术改造，到1956年油产量已达33900吨，再经 “填平补齐”1959年又创年产47000吨的好成绩，成为我国第一座生产技术较成熟的煤合成石油厂。许多产品还填补了我国空白，例如：地蜡、大豆溶剂油、71#香花溶剂油、90#石油醚、120#橡胶溶剂油以及洗涤剂原料等等，为我国实现“一五”、“二五”计划，为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做出了贡献。为此1952年锦州市总工会评出劳动模范中有锦州合成油厂两人，一位是工人代表朱国华、一位科技人员代表梁善德，他俩12吋大照片挂在市中心宣传柜中。同时发出“社会主义劳动大竞赛”的号召。当时苏联专家对锦州合成油厂达产也起到一定作用，当时也有些人对外国专家达到迷信程度，在技术问题上与苏联专家稍有不同意见时，中方技术人员被扣上“反苏”这样的政治帽子，1957年被打成右派或内定右倾分子，工作得不到重用，虽然在十几后得到摘帽纠正，但是这些人的青春年华被耽误。
　　锦州合成油厂又名东北石油六厂，它是按东北行政区内有九个人造石油厂排序命名的。一厂、二厂、三厂、四厂在抚顺、五厂在锦西、六厂在锦州、七厂在大连、八厂在四平、九厂在吉林。除六厂是合成法制取石油外，其它八个厂分别是干馏煤、油页岩、油砂来制取工业油。锦州合成油厂（六厂）位于锦州市西北郊美丽的小凌河上游旁，工业污水经东边小河沟排放，然后流回小凌河中下游，再穿过锦州市区流向大海。在六厂投产前，人们还可以游泳、摸鱼虾，投产后从此再没有人游泳了，河水有呛人的异味，鱼虾也绝迹了，曾有人还在河中收集粘附在石头表面的沥青。
　　锦州合成油厂不是孤军奋战，国家还是安排兄弟单位进行开发协作，1953年，中国科学院原大连石油研究所进行了4500 t/a的铁催化剂流化床合成油中试装置，但技术未过关(催化剂磨损、粘结)。
　　1958年我国进入“大跃进” 翻天覆地年代，各行各业都搞翻番运动，石油是工业的血液，无论是自身愿望还是相关行业的的要求，也参与力争上游，图大跃进大发展的宏图。农业以粮为纲，工业则是以钢为纲，钢铁工业与石油工业密切相关，人们称“钢铁是元帅”，那么石油则是“重臣”了，各行各业都为钢铁元帅升帐服务。当时石油工业部的跃进规划要求每个省区建一个大、中型石油生产厂，陆续从石油一厂、二厂、五厂、六厂、桦甸页岩油公司、上海炼油厂、玉门矿务局七个单位抽调54人，支援全国26个省、区。锦州石油六厂被指定承担全国部分省区筹建合成石油任务，例如：选派梁善德到贵州、徐吉新到山西、潘珍兆去吉林、计家豫去湖南、房辅堂去福建、王德钦去广西、任锡莹去云南、张 宴和刘清德去北京示范厂、汪 济去石油部，这些技术骨干参与筹建新厂一般来说都是任总工程师或者是技术总负责人。此时大跃进中经济领域的不切的高指标，使得经济反而倒退，党中央为此进行全国性的经济大调整，出台“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正在此时，大庆油田出油了，接着又有胜利油田、中原油田、大港油田、盘锦油田等十多陆地油田出油，六十年代初国家高层领导认为中国能源问题已经解决，大量烧煤锅炉改烧油，并且缩减乃至停止人造石油的建设和生产。赵宗燠痛心地认为，这是缺乏远见的主张和做法，国家走了弯路。这时东北所有的人造石油厂陆续改产，将生产原油改为炼油，产品是汽油、煤油、柴油及其副产品，有些厂改为生产有机化工产品。锦州合成油装置是在1967年停产改为炼油厂的，专门炼制大庆、盘锦的天然油。与此同时全国正在筹建和在建的十多煤制油厂也全部“下马”停建。此时赵宗燠也调到石油工业部生产技术司任总工程师并兼任石油工业部科学技术研究院总工程师，曾主持氮化熔铁催化剂中压流态化合成石油中间试验获得成功。但是全国的经济形势受“文革”影响，铁催化剂合成石油科研项目没有放大到工业生产中。
　　全国经济恢复后，科技界、工业界对煤制油的眷恋一直没有停，中国科学院煤制油(费托合成)的开发过程课题在80年代初，重新恢复了研究与开发。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提出将传统的F-T合成与沸石分子筛相结合的固定床两段合成工艺(MFT工艺),与此同时，开发出F-T合成沉淀型铁基工业催化剂和分子筛催化剂。 80年代末期在山西代县化肥厂完成100 t/a工业中试，1993～1994年间在山西晋城第二化肥厂进行了2000 t/a工业试验，并产出合格的90号汽油。从90年代初开始，研究由合成气在F-T合成反应器中经新型钴基催化剂最大程度地合成重质烃，再将重质烃通过加氢裂解装置获得柴油、煤油并副产高附加值的润滑油和微晶蜡。 1993～1994年间进行了2000 t/a固定床两段法煤基合成汽油工业试验，一段F-T合成采用列管式固定床反应器，使用沉淀型铁催化剂[Φ2.5×(5～10)mm]，二段采用ZSM-5分子筛重整制汽油。 90年代初进一步开发出新型高效Fe-Mn超细催化剂，在1996～1997年间完成连续运转3000 h的工业单管试验，汽油收率和品质得到较大幅度的提高。同时，提出了开发以铁基催化剂和先进的浆态床为核心的合成汽、柴油技术与以长寿命钴基催化剂和固定床、浆态床为核心的合成高品质柴油技术、煤制油工业软件和工艺包、煤制油全流程模拟和优化、工业反应器的设计等，有效地提高合成油工业过程放大的成功率。 1997年，开始研制新型高效Fe/Mn 超细催化剂（ICC-IIA, B)。 1998年以后，在系统的浆态床实验中开发了铁催化剂(ICC IA)。
　　中国煤炭科学院、神华集团等科研单位、企业都致力于煤制油技术的开发和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成果，相关硬件、催化剂的开发等也获得相应的突破，我国煤制油工业技术迅速进步。
　　2008年，神华集团启动中国第一个煤高压加氢工业化煤制油项目，可年产320万吨油品(3吨煤得1吨油)；兖矿集团计划在陕西榆林建设100万吨油品生产线；伊泰集团年产48万吨油品项目开工；潞安集团16万吨煤制油项目开工。2009年，中科院山西煤化所与其他企业合作建设了3个煤间接液化工厂（工艺条件较为缓和技术，5吨煤得1吨油），其年产总量达52万吨。

　　贵州煤制油昙花一现
　　第三次全国煤炭预测已探明煤炭地质储量1万亿吨，其中贵州省500亿吨,排名在新疆、山西、内蒙、陕西之后名列第五位。全国远景储量4.55万亿吨，其中贵州省1897亿吨。贵州省能源特点是是无油、少气、煤多、水电资源丰富。贵州省煤电和水电靠超高压输电线源源不断输送电力到紧张的两广，而固体煤炭向周边省市四川、湖南、广西和重庆以铁路运输，近年来出省运量每年1213万吨左右，与此同时也把煤炭中不可燃的10%～25%灰分运出，占据了运力。前述3吨煤（高压加氢直接法）～5吨煤（水煤气间接法）可以生产1吨油，发展煤制油就可以节省运力，并且还提高经济效益。
　　1958年以前，贵州省仅都匀市以南通铁路，而且还是单线铁路。全省运输靠汽车和马车，当时贵州省年用汽油量3.5万吨，柴油1.1万吨，这些燃油全靠外省运进贵州，自己一丁点油也不产。为发展贵州经济，贵州省领导考虑钻探天然石油和生产人造石油并举。贵州省计划委员会陈朴如主任和阎学增副主任出席1957年的北京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会上发言介绍贵州经济和交通情况并提出要求，希望在贵州省建一个合成石油厂，会后贵州省与会人员一同去锦州合成油厂参观。锦州合成油厂派梁善德给贵州参观人员做讲解，两主任很赞赏梁善德深入浅出的讲解，听到梁的口音不是东北口音，随便问一下老家是哪里、梁说是广西，陈主任说我们贵州打算也建一个合成油厂，你愿意来贵州吗？梁答道可以考虑。后来经贵州省政府努力，国家计委和石油工业部同意在贵州省布个点，1958年2月5日贵州省政府正式发文决定兴建“贵州合成石油厂”，调任贵州省物资局局长王 邸为贵州合成石油厂筹建处主任，筹建处先从贵阳市水口寺老电厂调伍朝琴当办事员，任务是寻找办公地点，鲁中杰等5人组建财务室，第一个报到的伍朝琴还是在到王 邸家进行的。2月13日筹建处挂牌开始对外办公，地址设在贵阳市中华南路282号，筹建处向省委提出干部配备建议，与锦州合成油厂领导协商，把曾为贵州省计委两主任引路参观的梁善德工程师借调到贵州省，开展前期工作，为选厂址筹建处与相关部门联合5次实地踏勘，最后选中平坝县羊昌河边的黄茅村为贵州合成油厂基建厂址上报省政府，接着省计委于1958年正式下文同意在黄茅村建设贵州合成油厂，在黄茅村周围方圆1公里范围建一座石油城。平坝县政府在1958年做的十年经济发展规划中，把县行政中心也东移，向合成油厂靠拢，并建议即将通铁路的车站也尽量靠近合成油厂（后来产生了负作用：油厂下马，县行政中心未迁，平坝火车站距县城太远），并在合成油厂周围还要建数个与合成油厂上下游配套产品小生产工厂，由此可见平坝县干部群众对合成油厂开工建设寄于莫大期望。第一期规模年产5万吨石油，采用钴催化剂总投资6800万元，当时贵阳城市米价是9分一斤，现在米价平均3元一斤，上涨33倍，按这个上涨比率，当初投资数合现在就是22亿4千万元。贵州省同时上马的重点工程还有：贵阳钢铁厂、贵阳棉纺厂、302厂（贵州铝厂）。贵州合成油厂布局参考锦州合成油厂，二期达10万吨，采用铁催化剂。省委要求第一期工程投产时间为1960年7月1日，并希望尽可能提前投产以解决贵州燃油紧张的问题。此后国务院批准了设计任务书，并调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办公室主任康润民为贵州合成油厂厂长（有说是水产司司长），因康的的腿有点毛病，还带一部奥斯汀小汽车到贵州。贵州合成石油厂的设计分工是：抚顺石油工业设计院做厂内标准设计、西南工业建筑设计院做厂内施工设计（包括供排水与水源地工程、输电及道路运输、车间外管等）、太原工学院做机修车间设计、北京电力设计院做动力车间设计、贵州省城建设计院做生活区设计、铁道部第二设计分院做铁路支线设计。贵州合成油厂筹建处在工作中深感技术力量不够，1958年8月又从锦州借调25名工程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参加贵州合成油厂建设；行政管理干部来源从邻近县份由上级调配5名县级干部到厂任职；又从成都军区和广州军区选派129名转业军官（营级以上军官9名，其中师团级军官3名）参加建厂工作。当时筹建处到处是身着黄军衣的转业军官，这些身着黄衣服的人有些原先就认识的，是上下级关系，因而还习惯喊x连长、x营长，一时还改不了口，使得来办事的外人还以为走错庙门了，来到部队驻地了，军队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和艰苦朴素的的优良作风也带到筹建处来；今后大生产所需操作工人开始报名招收，以学工的身份分两次招收516人，报名者中高中文化甚少，初中生近百人，绝大多数是高小以下文化程度的社会青年；普工从农村中招收；全厂鼎盛时期职工有上千人，干部安排在筹建处大院后楼居住，学工们安排在贵阳市南明西路14号大院居住，当时政府把这整个大院拨给合成石油厂使用。年青的学工们白天学习纪律守则，晚上又唱又跳，新工人对未来工作、生活充满憧憬，非常热闹。生产准备工作也随之开始，将干部与学工379人（其中干部64人）分成四批按今后从事工种分别到锦州石油六厂和抚顺石油三厂培训，在锦州培训的还有山西和云南的培训队。贵州队学工在文艺、体育方面表现胜过其它两队。当时发生一件遗憾的事，贵州学工有一人在兴城西海口游泳不幸遇难。也还有一件美事，贵州培训队一位干部与锦州合成油厂一女技术干部喜结良缘。筹建处还有201个未出去培训的学工，因为那边培训工厂住房困难，暂时等待，筹建处领导安排大家统统去黄茅村投入工地建设，在油厂职工进工地之前，黄茅村村民与外界十分封闭，经济、文化落后，不仅电灯没见过，人死后用天葬的方法，最早到黄茅村打前站的“先头部队”，还见过树梢上吊着干骷尸体呢。贵阳的筹建处也随之在1958年10月撤销，改为办事处。没有外出培训的学工在学工连长孙玉昆带领下到十几里外树林伐木伐竹，当晚就睡在山坡上，夜里蚊子多，只有一顶破蚊帐，怎么办？大家都把头伸进蚊帐里，身体露在蚊帐外边，呈放射状，就像盛开的巨形花朵。第二天经去侧枝叶后，这些园木、原竹顺羊昌河水漂流到黄茅村。在工地劳动的大伙先是盖工棚，工棚简单易行，先用竹条编成片状墙，再用黄泥抹到竹片上，房顶用茅草或麦草。得有个遮风挡雨的住处,办公室和宿舍就是这样“干打垒”做成的。为了把办公室和食堂搞好一点，还派人到赫章县打野味供食堂集体分享。工地上自己制砖和烧砖。笔者当年是高中生，假期到父亲处玩耍，父亲找当时砖瓦厂季厂长，给我一个学习烧砖机会，连续两周义务劳动，通过向工人师傅请教，也翻阅书籍，知道烧砖升温与降温过程对砖的质量重要性，知道什么叫做“亮壁”。还参与用粘土与煤混合制坯试烧工作。工地还又以普工和临时工为主办了水泥厂、石灰厂、砂石场 、小煤窑等，以解决生产、生活所需，还让懂得电的人发挥专长，在厂领导带领下，在羊昌河上筑水坝建小水电站，能发十几个千瓦电力供办公室和生活照明用，在与国家电网未接通前，暂时过渡一下。
　　贵州合成油厂筹建处的领导班子在迁到平坝后就与省委组织部敲定，为便于工作，从各大单位抽调领导干部组成合成油厂的领导层，他们分别是从部队转业的副师长乔毓卿（老红军、有一眼失明，外号乔老爷）、贵州省煤炭管理局何生田局长（有一支手残但爱打篮球）、贵州省物资局王 邸局长、普定县县长张新民、平霸县委书记侯秀贵、xx县委书记张树严，梁善德作为技术总负责人。
　　那年代全国“以钢为纲”，各行各业都搞土炉子炼钢铁，基建工地在检修车间门外也建了一座土高炉， 1958年9月贵州省石油工业局成立，结束了由贵州省化学工业局代管局面。同年10月26日贵州省石油局召集会议，学习和贯彻石油工业部关于地方石油工业跃进和发展方针：“社社办油、人人办油”，“大搞群众运动、小土群上马”，同时还要“为元帅（钢铁）先行服好务”，同年11月27日贵州省石油局召开会议贯彻全国第二次地方石油工业会议精神和提出贵州省当前任务：钻井21万米、生产原油10万吨（天然油1万吨、人造油9万吨）、建立人造油厂2298个、上了一定规模的企业有贵州合成石油厂、安顺炼油一厂、福泉页岩油厂等，主要工程要求在1959年底前完成。当时还提出过这样的战斗口号：“抓红专，抢时间，管它困难千千万，定让钻杆插满山，打开贵州石油海，保证石油如喷泉”及“月上三千，卫星上天”等豪言壮语。使人们不禁想起农业“放卫星”场景，“深翻耕地三尺三，粮食亩产上万斤”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浮夸年代。当年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如火如荼，贵州合成油厂机修车间的院坝也建了一座土高炉，由于手动风箱结构缺陷，风力强度不够，笔者在现场的时候没有看到出铁水。虽然职工们住简易工棚，生活艰苦，大家精神还是饱满的，经常能看到露天电影、周围农民也来看，热闹一晚上，还有常常篮球比赛看，不少还到河边钓鱼，笔者父亲夜晚在河边放暗钩，第二天一大早就去河边收鱼，那时鱼真多啊。
　　合成油厂生不逢时，这正是三年困难时期，物资短缺，特别是食物短缺，工厂搞起的农副业经常被偷，于是成立了护厂队。在一次月暗风高的夜晚，护厂队值班人员发现副业地中包谷有晃动，大喊:“干什么的”，接着那两个黑影撒腿就跑，护厂队值班人喊“站住”，不听就开枪了，窃贼迎声倒下。窃贼是猫腰跑的，子弹是从后背下方进入，又从后背上方穿出，为了几个包谷搭上一条人命，死者家属也不敢闹，因为死者是地主子女。停尸暂借招待所的床，笔者为收园子里南瓜，正巧住在招待所，吓得一晚睡不好觉。第二天带上自家园子里种的两个小南瓜赶快离开工地上火车，那时还需打证明，证明是房前屋后空地自己种的，不是“投机倒把”搞贩运，是自家吃的，国家不是号召大办农业嘛！
　　1960年9月中共中央针对国家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贵州合成油厂面临被调整，原因一是国家经济困难拿不出那么多钱；二是中苏关系起变化，合成石油的钴催化剂是依赖苏联的，苏联此时终止了对中国钴催化剂的供应，贵州省赫章县曾说发现钴矿，打算自己生产钴催化剂，后来审定下来是鸡窝矿，没有开采价值；三是大庆油田的发现，天然油比人造油生产成本低得多。然而全厂职工上上下下都不愿意工厂停建，希望上级考虑缓建或者规模缩小点也行，1961年上级批准减规模成1万吨/年，厂领导决定赶快上马，造成即成事实就不会下马了。散落在黔桂铁路线都匀至麻尾段39台合成炉（订货是58台）抢运回平霸工地，当时铁路部门还以为是电力变压器呢，也催合成油厂快点运走，因为占据了大量货位。在合成炉到达我国集宁口岸后，铁道部门通知贵州，该合成炉超宽超重，麻尾段的涵洞为此加高加宽，桥梁加固。但是问题还是出现了，麻痹就在自家身上，先行到黄茅村工地的三台合成炉中第一台在临近工地几百米时，大平板拖车侧翻在水田里，此时合成炉外观有些擦伤，厂技术部门就势对合成炉进行验收检查，用水压机充压试漏，压力上不去，用肥皂水涂管子表面，到处漏水，解剖管子，看到管子内面锈蚀严重，发现裸露的冷却管表面不光滑，刮蹭掉的油漆显露出合成炉本来面目，发现合成炉不是苏联的产品，油漆盖着的商标铭牌是德国货，厂领导决定检查另外两台已到工地的合成炉，结果同第一台一样，问题多多。打电话询问石油部物资司，答复是二战后，战败国德国对战胜国苏联的赔偿。在苏联放置十多年才卖给中国。合成厂技术部门估计每台炉子恢复需要5万元。后来石油部通过外交途径与苏联交涉，1960年2月3日，合成厂方与苏联专家布拉乔夫在贵阳就合成炉质量问题会谈，布拉乔夫看过合成炉现场和检验报告后，十分惭愧地说：“这件事我们心里也不好受，愿共同努力把这件事扭转”，承诺先把第一批到达贵州的39台(订货58台，余19台还未到达境内)所需的配件和检修用材料提出清单，由苏方负责供应。合成厂方谈判代表继续询问布氏：合成炉上油漆覆盖的德国铭牌是怎么回事？布氏承认这批合成炉不是新货，1939年德国人使用过，二战后赔偿给苏联，又放置多年后卖给中国。这些设备临运前才将设备表面涂一下油漆。究竟是战败国承认的赔偿，还是作为战胜国的苏联把它当战利品强行拆走，这就不得而知。这会让人联想到苏联红军打败日本关东军后，把在东北境内大量工业装置拆走的行径，这是类比推测了。后来苏联仅赔偿2吨钢板材料给平坝石油厂了事。
　　这时期合成油厂供应科驻外采购组订货困难了，特别是成套设备无处订货，许多企业关停产。造成工地安装施工的设备、零部件、材料短缺，各路施工队伍之间胡乱拉用，这种乱抢设备、材料现象经常发生，甚至外厂郎岱石油厂把8台高压开关不经办手续就拖走，从而暴露“大锅饭”体制下管理混乱，合成油厂的基建地位在全省排名每况愈下，这种混乱局面大大影响合成油厂基建进度。1960年全省重点基建项目排名一季度降为第二批“确保项目”，第二季度再继续下降为第三批“准备项目”，投产日期也推后到1962年元月，自1959年下半年起合成油厂职工陆续有人离开，从锦州来的技术干部和技术工人中有三人以家里有病人及独子为由，先离厂后办手续。 1960年11月17日根据国家经济保密有关：“不得以产品名称和生产工艺命名企业”的规定，贵州合成石油厂之名改为贵州省平坝石油厂。日历翻到1961年1月上级通知郎岱油厂停产，人员与设备合并到平坝石油厂去。平坝石油厂为此又兴隆热闹一阵，但是好景不长，四月省里下达通知，全省22个化工项目停缓建，其中就有平坝石油厂。平坝石油厂基建进度中自备热电站60米高的大烟囱已经竖起来了，自备电站的建筑框架也成型了，平坝石油厂干部职工坚信国家不会将这投资打水漂，经济困难是暂时的，缓建也是暂时，平坝石油厂会恢复建设的，职工们仍然继续抢时间抢进度。
　　这时工厂管理高层悄悄在变化，厂长康润民调贵州省高级法院当院长，其他厂级领导也陆续调走。头头们的离开，说明基建下马的命运已是注定，此时全国所有新建合成油厂统统“下马”停建。其他干部由政府重新分配，石 越到贵阳制药厂（后来当厂长）、王鲁民调到毕节化肥厂当厂长、方志兴到都匀氨厂1992年当副厂长、刘贵祥到都匀氨厂（剑江化肥厂）工程队当副队长、以上三人都是从锦州来的、周长贵到兴义县巴结糖厂当厂长、唐国富到省化工车队当队长、从锦州支援来的技术工人崔xx要求回锦州、陈同理作为留守人员，看守仓库，后来合并到贵州省化工局的二戈寨化工仓库、侯秀贵去都匀氨厂当副书记。在锦州培训造气工艺的学工，分配到都匀氨厂，都匀氨厂正在搞基本建设，合成氨厂也有造气车间，这些学造气的学工分配到都匀氨厂正对专业口，学机修的分配到遵义烧碱厂，驾驶员分配到省化工车队，其余的人回原籍。在分手时男学工闷闷不乐，女学工低声哭泣，大家毕竟相处了三年多，建立了情感与友谊，有些女工发誓不回家乡过苦日子，好不容易才走出大山，当保姆都行。
　　平霸合成油厂部分已建完的设施，几年后被新建的平霸化肥厂利用上了，此化肥厂项目选厂址原不是在平霸黄茅村，在“文革”中已靠边站的梁善德为利用合成油厂已投资的“三通一平”和自备电站等设施，向省政府建议改选厂址而被采纳的。那58台大型合成炉退回石油部，其中28台调往锦西石油五厂，11台调往抚顺石油三厂（还有19台在途中，未进入贵州），20台第一代鲁奇炉调往云南解放军化肥厂，从东德进口的较为精密复杂的抽气式汽轮机、发电机组和锅炉，以及价格昂贵的输配电设备，既是已经安装好的也拆下来调往都匀发电厂，平坝石油厂停建给国家造成的损失约1600万元（1962年价）。全厂职工散走后，1962~1963年在厂址成立贵州省化工仓库，由6名职工看守存放的没调走的设备、零部件及各种建材。还要在白天夜晚对方圆1公里厂区进行巡查，保卫国家财产不遭到偷盗，直至新成立的平坝化肥厂接收为止。这6个仓库保管员生活在缺水无电环境，背米要走2公里，买菜要等赶场天走8公里远，生活极其艰苦与寂寞。原成立的短暂的贵州省石油局也撤销，改为云贵石油勘探大队（在南明区市场路）
　　贵州煤制油曾有过红红火火，在开发较晚的山区贵州，曾有这么一个大厂昙花一现，地方政府是全力以赴支持该厂上马建设的，干部群众一起抬着大石头断羊昌河水流，筑坝建水电站，大家推着装满黄泥的小车，在制砖机前奔跑，出窑的砖瓦还有很高的余温，大家挥汗如雨，到处飘扬着笑声，这场面怎能让亲历者忘怀，提供史料的老人们相继过世，他们走前都有一个愿望，把这段火红年代纪录下来，让后辈们知道祖辈们曾经在黄茅村困难年代的艰苦奋斗历史，也是共和国的一段小小插曲。岁月如梭，当年是学工的小青年，现在也退休享天伦之乐了。但是当事人们的嘱托依然萦绕耳际，本人也过古稀之坎，于是希望托媒体能报道一下。

　　几点思考
　　煤和磷都是贵州省矿藏资源优势，可是贵州省的煤化工没有磷化工发展的快，笔者认为磷矿定义为化学矿，由化工行政主管部门规划磷化工发展；而煤炭的开采、运输、使用归多部门管理，开采管理归煤炭行政主管部门，国家只问它生产多少煤了；生产的焦炭归冶金行政主管部门，国家只问它生产多少钢铁了；焦化产生的炼焦炉气又归城市煤气公司管理，地方政府考核城市煤气供应老百姓的煤气稳定不稳定；各自完成各自所谓“主业”，领导不遭“背书”就万事大吉了。哪里有“闲心”考虑综合利用。煤制油工业关系原料煤的主管部门，煤要连续稳定供应好煤，煤制油工业是化工过程，化工技术人才不可少；石油产品归石油行政主管部门，它的炼制成汽油、柴油、煤油、机油等油品非石油行政主管部门规划与协调不可；高分子有机化工产品又属化工行业。所以说要综合，不要被行政部门切割，政府要支持大公司做大手笔开发。
　　煤的主要成分是碳，无烟煤含碳量一般95%、含氢1～2%，其它煤种含碳量都低，无烟煤适合生产煤气、水煤气。石油主要成分是多种碳氢化合物的混合物，含碳83%～87%、含氢10%～14%，以烷烃、环烷烃、芳香烃形式存在。要把煤化学转化成石油，应补充氢，方法有多种，工业实用方法有变压吸附、分子筛、太阳能等方法分离空气，或者用煤气炉分解水，这种水煤气中含有氢和一氧化碳，再经变换，增加氢的含量，向燃烧的煤炭喷水蒸气，必然使炉温下降，因而生产过程是既间歇又循环操作，生产强度不会大。建议把氢的来源考虑来自炼焦炉气，焦炉气中含氢55%～60%、甲烷23%～27%，经过一定配比，使之满足合成油的要求。煤焦油又是含二苯环、三苯环、杂环类化合物，它是制造医药、农药、染料、香料等有机化工产品的原料来源，这是石油不可比拟的。这只有大型综合企业能做到。
　　从我国的石油资源、消费量、经济安全及战略需要等方面着手，我国及贵州省应该适度发展煤制柴油工业。